商用車英雄系列:袁揚威~由司機變老闆 歷盡行業興衰
由21 歲開始揸的士、三十多歲擁有自己的的士車行,至今在的士業界打滾了四十多年,袁揚威所經歷的高低跌宕,彷彿成為了這座城市過去數十年的歷史見證。
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袁揚威,是榮迅車行老闆,也是的士車行車主協會主席。今天的成就,全憑自己的眼光、膽職、克苦所煉成。跟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,小時候家裏環境非常一般。「我父母是低下階層,父親做三行,媽媽不識字,家有八兄弟姊妹。」
袁揚威十多歲便出來社會工作,試過在父親的三行店舖幫手,也做過工廠、貨櫃修理、當印花學徒,「那時不會問父母要錢,有甚麼就自己想辦法。其實家中不算很窮,但總之不想靠別人。這是自己的性格。」
到了18 歲,馬上去了考貨車牌,算是有一技傍身。袁揚威還記得自己開的是柯士甸(Austin)貨車,白天替家人的三行店送貨,至晚上六時店舖收工後,便兼職替外面的客人送貨,「這樣每月可以多賺幾百元。那時當警察,月薪也不過是五百元左右!」
從揸的士找到賺錢門路
就在那段時間,袁揚威的哥哥考到的士駕駛執照,家裏亦買了一個的士牌。「我記得那個的士牌要十一、二萬元,在當時而言已是很多錢了。當我十多歲時,三、四萬元已可以買到一個住宅單位。」
由於考的士的駕駛執照要先有三年開車經驗,等到21 歲,袁揚威便急不及待去考,隨後便開的士,日夜更都有開過,主要是做替工,又做了三年左右。他發現,開的士有種平時開車沒有的樂趣。「揸的士去的不是自己平時會去的地方,而是客人要去的地方。很高級的地方又有,平民地方又有,大大滿足了我的求知慾。」
機緣巧合下,袁揚威認識了土瓜灣泰和車行的老闆,他們二人頗投緣,老闆更教曉他很多東西,他視對方為師傅。「我學了帶客人去買車、換殼等,成交的話,我可以賺1,000 元。這是可觀的金錢。那時候,我揸一更的士才賺到80 至90 元。」
到袁揚威28 歲左右,他便在當時位於深水埗白楊街的惠益的士台,開始做些簡單生意。「那時沒有本金,做法是幫其他車行管車,如在某車行以300 元取得一部車,便以350 元租出去,從中賺取利潤。這樣小規模的生意,銀行不會理會,不會賺到信用,所以後來想做大些,便參與投資。當初都是由小做起,與車行夾份一人一半,又做了幾年,累積了經驗,在銀行方面又賺取了信用,最終能開一個戶口,那是真正的起步點。」終於,他在黃大仙鳴鳳街30 號租了舖面,開設了自己的的士車行。
雖說做了老闆,風光背後卻不是一帆風順。八十年代初,因為不滿牌費的加價「那時不會問父母要錢,有甚麼就自己想辦法。其實家中不算很窮,但總之不想靠別人。這是自己的性格。」
年青時的袁揚威,找緊機會,由介紹客人給車行開始,最終能創立自己的榮迅車行。幅度,曾出現過全港的士大罷駛。後來到1989 及1997 年,又因政治因素影響到經濟,對生意都做成一定影響。「幸好那時自己不是擁有太多的士,沒有人開工的話,我索性自己揸,或是把車租出去。」如此捱過了好幾個困境,銀行逐漸擴大信用額,生意愈做愈大,袁揚威最高峰時曾擁有120 部的士。「自己一直很節儉,試過為了慳泊車錢,晚上把舖頭的桌椅推到一旁,泊了四部的士進去。」
Uber 與疫情 難關重重
2014 年Uber 來到香港,對的士業界帶來另一場挑戰。袁揚威聽到外界很多聲音,叫的士司機改善服務,提升競爭優勢,但他認為大家只聚焦在的士司機不好的一面,很多好人好事卻是少有提及。而且要提升服務質素,需要有好司機入行,但事實是行內根本沒有足夠司機,選擇不多。「試想一下,一個年輕人考了車牌想賺外快,根本不會考慮去租的士,只要做Uber 司機便可以。的士駕駛執照要有三年駕駛經驗才可以考,但做Uber 司機卻沒有這個限制。」
他直言,當局對Uber 沒有如對的士般諸多規管,也是一個問題。「Uber 對司機的牌照、車輛的牌照等,都沒有審核,只靠當事人自己申報,就是這麼簡單便可以做Uber 司機了。保險就更諷刺,私家車開工,可以買份第三者保險,隨時不用幾千元,就算是沒有第三者保險,Uber 也不會知道;而的士保險,我們則要付幾萬元。」
現時的士牌約六成由個人擁有,四成由車行擁有。的士牌由最高紀錄的七百多萬港元,跌至現時的四百多萬港元。外界有些人叫好,覺得之前是的士行故意把牌價炒高,但袁揚威不認同這個看法:「巿度好生意好,價錢升我入巿,其實跟買匯豐一樣。我每部車都用十多年,是用的,炒甚麼牌。」他慨嘆:「有行家買的士牌,本來是想一路揸一路當投資,等退休。可惜現在牌價跌,根本退不到休了。」
經歷了三年的疫情,又是另一個難關,為的士業界帶來更大衝擊。「平均有7.5% 的的士泊在停車場,沒有開工,很可惜。以前一部車七百多元租出去,現在只需要三百多元,我們盡量把車租出去,否則就白白放着。車行與司機是共度時艱的。」他無奈地說:「現在哪有資源去改善服務?」
與香港同舟共濟
袁揚威表示,的士司機予人印象不好,其實是「一滴墨令全盆水變黑。我不敢說100% 的司機都是好人,但希望大家不要標籤。我自己揸的士時,也試過把行動不便的老婆婆揹上五、六樓。還有在車內撿到失物會送到警局,這些事情都很多,只要google 一下都可以找到,只是大家都沒有注意。」
他認為,有時司機服務態度不好也是為勢所迫,「像接載傷健人士,上落可能要花上20 分鐘,但司機同樣只是收取咪錶顯示的價錢,連輪椅費都沒有,這怎會有熱情?」他建議政府給每位傷健人士發放優惠券,每次搭乘的士後,可以給的士司機一張優惠券,用油券或隧道券作為額外補貼,變相可令司機更樂意服務傷健乘客。
他也有跟同業研究過,既然現在這麼多的士沒有租出去,不如用來做慈善,例如看哪家社企需要,可以義載公公婆婆到郊外或公園走走,但卻發現保險費貴得驚人,終於打消了念頭。「不是不想做好人,如果營商環境許可,我相信個個都想做好人。」
如今的營商環境,更是他入行以來最難捱的,甚至有想過乾脆放棄。「說起來真的會雙眼泛紅。我由二十多歲接觸的士行業,經歷過1989 年、沙士、金融海嘯、兩次社會運動等五、六次風潮,每次跌下來都很痛,但都可以再站起來,但這次到底要捱到甚麼時候?我是樂觀的人,但樂觀了三年,也難免洩氣。」
百般滋味在心頭,袁揚威有憤慨、有申訴、有無奈;但聽得出還未打算放棄。他積極鼓勵畢業不久的兒子,嘗試幫手做這門難做的生意。聽袁揚威的故事,就像聽到身邊不少前輩的故事:他們都是在那個艱難、但機會處處的年代,憑自己的直覺和眼光,盡力做到最好,當中的回報,都是自己用努力換取回來的。
我們由始至終能夠抓住的,就是那股往上爬的盼望!
撰文 + 攝影 = CHRISTINE HO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